军旅书法家丁学洲教授为微刊题字
《西岩茶座》第593期
马友肃男汉族，安定区城关文昌巷人，1932年生，1949年9月1日参加革命，从事财政、监察工作，后为定西理工中专教师。曾荣获甘肃省优秀工会积极分子、全国优秀教师、地、县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县骨干教师、县双文明先进个人、县最美志愿者、定西市道德模范丶甘肃省离退休干部优秀人物等称号。著有《珠算科技知识三百题答问》《定西方言杂谈》。《定西方言中的过字句》一文（与孙立新合作）刊载于《南开语言学刊》2015年第二期上。杂谈书中的文字有一些方言专著引用。从五十年代起至现在（除农村劳动二十年）一直资助贫困学生。目前，尚资助安定贫困大学生四人。闲时，研究方言，写点短文。
往事回忆
——我与刘惠县长的十余件琐事
文/马友肃
1949年9月1日，我背着铺盖来到定西县人民政府财政科，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记得，科长郭鸿章等我住下来，就给我安排了工作，让我负责收受全县在解放中解放军借用群众粮草，付给群众的粮票及借据具体工作。等各区的财粮助理员收集后交给我，我统计整理后再上交给定西专署财政科。
01
两项任务
几天后，刘惠县长，来到财政科。他已经认识我，之前曾动员我参加工作谈过话。他问了郭科长给我安排的工作后，给我另外布置了两项任务。他说：管理粮票、借据，平常有很多时间，我再给你两项任务：一、每天两个小时的学习，还有每个星期的生活检讨会，你就负责读报和记录，就算是尕组长吧！二、学习刻钢板，你们科和我要下发的文件，由你来刻印。
我从来没有刻过钢板，开始，刻写起来，歪歪扭扭，不过，几天后，勉强可以看过眼。但是，印起来，却很麻烦。当时仅有的一台油印机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油印机纱窗很不好，印下来文件不太好。有时候，刘县长也来帮忙，还有收发室的康世安，三个人满手油墨，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到几个月后，财政科买了一台新的油印机，情况才有改善。而刘县长帮忙油印材料，有时还少不了。
后来，从上海邮购了一本《油印机誊印技术》，通过钻研学习，我的刻印技术也慢慢进步了。
刘县长很注重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对每天两个钟头的政治学习抓得非常紧。那时候，县政府的人不多，民政科科长王晋文、干部张勤、冯维新，后调来了王振铎。财政科长郭鸿章、干部张崇英、王林泉和我，后来有张筱康、朱建陵，临时有安吉帮忙。文教科没科长，徐行主办，干部有李森林、吕秉让，后来有朱允亮。建设科、工商方面都没有科长，干部宁冠雄，后来有岳世巍、孙尚文、李近愚。当时，没有法院，只有司法科，科长姓赵，干部张经。没有秘书室。收发室先为焦光斗，后为康世安。总务室干部朱俊，事务员姓王，大家都叫他“王老头”。另外通讯班有九人，现在记起的有马骧、王海、刘文惠，刘县长的通讯员小刘，有步枪十支，县人民政府，全体干部只有十几人到二十几人。
02
三大错误
记忆犹新。那些年，我在担任学习组长期间，犯了三个错误。
有一天，刘县长说，这几天有事，我就不参加政治学习了，你负责带领大家学习。我说：学什么？刘说：随便。我开玩笑着说：《西游记》成不成？刘县长大怒：胡说八道！晚上，刘叫我谈话，找我说这话的思想根源，从为什么要革命、从阶级说起，问我家庭是什么成分。我说是小土地出租。刘问有多少地？我回答大概有一百多亩(四十多垧)都租了出去。刘说，肯定是地主阶级。谈了好几个晚上，分析我的思想。我感到很惭愧，当着刘县长的面哭了好几回。通过刘县长耐心的批评教育，我终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一次学习教育会上，讨论教育，我无意中说出地球将来也要毁灭。民政科长王晋文马上说：这是资产阶级思想，要好好批判。我不服，当即反驳说：“《自然辩证法》上说，一切自然物，有始就有终。地球是自然界的一员，当然也会有毁灭的时候。《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写的，难道恩格斯是资产阶级！”王科长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下不了台，我觉得很解气。会后，刘县长找我谈话，说我骄傲自大，对老干部不尊重，批评了好些话，我承认了错误。之后非常后悔，当着很多人的面，给领导下不了台，实在年幼很不成熟。
一天，定西发生了李宗杀妻案，李宗因其妻不守妇道，与她发生争吵，其奸夫也参和进来，二人共同对付李宗，在石头巷口吵架，李宗大怒，提着菜刀，砍向妻子。据我的同学苏兆科说，他看见有人用鞋打女人，他跑去劝解，近前一看，原来是切刀，吓得他跑回工作单位。苏是近视眼，那时他在专区税务局工作，专区税务局就在王翰林的院子里，在石头卷口。李杀死妻后，提着刀，扯着奸夫，到司法科自首。
司法科只有张经一个人，看见了李宗等人，吓得哆哆嗦嗦，连话也说不清楚。我正在司法科对面的会议室里印文件，连忙跑去找刘县长，刘下来后，命人将李宗二人先关到监狱里。
第二天，在学习会上，大家对此事议论纷纷，大多数人都有男权思想，觉得李宗虽然杀人，情有可原，不可判死罪。有人竟然提出来，把妇联的人找来，反映大家的意见，我也糊涂地同意，跑到县委，把妇联主任陈淑常、崔少梅二人请到学习会上，交换意见。刘县长知道此事后，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问我：有什么权限和资格跑到妇联直接叫人，简直是胡闹！我作为学习组长，竟然犯这样低级而又严重的错误。
03
有人喊错了口号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国欢庆。这一天，定西县在县政府操场，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也是解放后举行的首次群众大会，干部、群众、部队、学生等社会各阶层约数千人参加，黑压压站满了操场。地委唐洪澄、马平定书记，专署白炳炘、陆为公专员，军分区柳成德、师源、马思义司令员，县委书记高霞，大小领导全部参加了集会，由县长刘惠主持会议。那时候，没有电，讲话需用大声说，会议持续时间不太长。开始时，操场东面的城墙上，较远处鸣放了二十一声礼炮。最引人注目和惊讶的是，分散在各单位原延安大学的学员，临时集合起来男男女女三十多人的秧歌队，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他们扭来扭去，把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人们第一次见识了解放区秧歌的风采。会后，游行队伍出操场，过县门口，穿过中城门，沿着北关(小北街)到十字口，又从东关(东大街)出东门，过永定桥，直达汽车站，游行结束，各回各家。整个街道，人声鼎沸，红旗的海洋汹涌滚动，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秧歌越扭越得劲，锣鼓声越来越响。人们欢欣鼓舞，劲头十足，忘掉了一切屈辱哀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真正站起来了。
县政府的游行队伍在经过永定桥时，司法科的张某，不知中了什么邪风，在喊口号中，冒出了一句“国民党万岁”。吓得周围人口呆目瞪！张某自己也不知所措，警醒后，“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回到县政府，议论纷纷，王科长、赵科长都气得大声喊道：“这是现行反革命！一定要严肃处理。”而刘县长反而很冷静，向他们解释说：“张某只是十六岁的孩子，历史清白，学生出身，他的家庭，我了解，是城市贫民，没什么政治背景。我们先不要急着上纲上线。”张某也愁着，连饭都不去吃，关在办公室里不出来，整天以泪洗面。经过刘县长多次谈心，张某也认识自己的错误。最后结论是，在国民党统治的环境下，从小养成的习惯所造成的。由于认识检查深刻，只予以警告。
十月旬，县政府又吸收大量的干部，还增加几位领导同志。副县长李岳西，临洮人，地下党员，原国民党华家岭联防大队长。民政科副科长马玉戎，回民，伊斯兰教阿訇，人称“新阿訇”。建设科长杨海山，地下党员，“甘南民变”的中层骨干，人称“杨没牙”。一同来的还有景昆仑(地下党员)、杨文杰(地下党员)、许耀斌等人。
04
刘县长提醒我学习珠算
我的工作是管理收集上交各个部队过境定西时，借用群众粮草的票据，由各区的财粮助理员来财政科交给我。现在我能够回忆起当年的财粮助理员有：城关的姓安，名字忘了，只记得他是北乡什么地方人。内官先是张尊孔，后是卢秀华。巉口是王珏。宁远是张学龄。新集是于守文。其他区的都忘记了。
当时，除过部队的借据外，主要是各解放区的粮票、料票、草票，有陕甘宁、晋察冀、晋绥等解放区和各地的票据，折合主粮的标准不一样。定西解放前对粮食的重量，使用石(dàn)、斗、升、合(gě)，从不用斤来计算。解放后，专署财政科派人到买卖粮食的商店，当时叫斗行(hang)，实行过秤测试后，确定每升为14.5斤，每斗为145斤(以小麦为准)(又称为市石)。我们都牢记了这个标准：一145，二29，三435，四58，五625，六87，七1015，八116，九1305，成了口诀。又由于旧秤一斤16两，两折成斤，旧有斤秤歌：一退625，二125，三1875，四25，五3125，六375，七4375，八5，九5625，十625，十一6875，十二75，十三8125，十四875，十五9375。
那时，把各地的票据要折合成统一的主粮，有不同的折合标准，就需要用除法。可是算盘上的除法，我们都不会，虽有珠算归除法口诀，但不会运用。请教了好多人，不是秘不传授，就是也不通达。俗话说：“学会四七归，走尽天下不吃亏。”可见除法的难度。
在我束手无策时，刘县长对我说：“你都学过什么几何、代数、三角，难道把个珠算没办法。你想一想，这个除法口诀是怎样来的，它的意思是什么？”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一想，四三改作七剩二(又作四三改作七十二)，不是四除三十，得数是七，四七二十八，余数是二吗？一下豁然贯通，整个除法口诀就不再难了。
几天后，我找了本珠算书，钻研了几天，归除法飞归、撞归、狮子滚绣球，都不在话下，后来还学会了开平方、开立方。这样，就剩下自己操练，练习速度了。我和科里的张筱康一同练来练去，一个月后都成算盘能人了。
二十年后，我在定西县职业中学(现理工中专)当财会专职教师，自然也教珠算，并参加了定西地区珠算科技知识大赛，作为总裁判，并编写了《珠算科技知识三百题答问》，并给全省路政人员培训班专门教授了珠算新法。后来被推选为定西地区珠算协会常务理事和定西县珠算协会副秘书长，这些都是刘县长点拨我一句话的功劳。
05
结巴能当老师吗？
有一年九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刘县长对我说：“今天，我去大城小学看了一下，有位姓杨的老师，满脑筋的旧思想，和我谈话时，什么‘仙乡’‘台甫’‘贵庚’问的我糊里糊涂，并且他还是个结巴，这怎么能给学生讲课呢？我已经给他们校长说了，叫劝退这位老师。”我连忙说：“这是我的小学老师，叫杨善亭，教课很认真。是个老固执，人很善良。他家庭情况不太好，是个穷人。”刘县长说：“家里穷，是个穷人，我已经给学校说了，不好再改变了。你明天给市里说一下，叫各方面照顾一下。”我答应说：“好！”
第二天，我去城关市，找市长萧绶文，市办公的地方在北关城隍庙(北大街)，解放前南安镇区公所的驻地，是隍庙药王殿及僧院的两间房子。萧市长不在，我找到副市长邓天合，我认识他，他与财政科郭科长关系不错，经常到财政科来。我把事情说了一下，他叫来秘书马骏(延大学生)就这件事记录在卷。从这一点小事可以见到刘县长的品格和阶级感情的深厚。
还有一件事，一次，我在民政科，看张勤给民工发路费，有一位民工鞋破了，脚都流了很多血，真是惨不忍睹。我心软，看见了非常可怜这位民工。不假思索地说道：“我有一双鞋，你能穿成，送给你吧。”把我继母给我做的新鞋送给了民工。
过了一个阶段，我穿的鞋也破了，津贴还没发下来。刘县长看见了，对我说：“我还有一双旧鞋，可以穿，你穿去吧，不要做烂好人！”我羞愧地穿上了刘县长给我的鞋。
06
一千斤粮票
有一次，我把下面各区财粮助理员上交来的粮票及借据，整理好，填了表，并且都折合成主粮，收集起来，用床单包好，提着到专署财政科去。专署财政科住在西关(西大街)关帝庙(人称大庙)，科长陈继武，工作人员有郭鼎彦、常启明、张守绪，新吸收参加工作的学生张继协、韩运、刘兴祖，留用旧人员杨涵、赵希平。对杨涵、赵希平，我曾在刘县长处看见过一分密件，说经查杨、赵二人还参加过国民党的保密小组，为一般人员，以后使用旧人员时，需注意。
在专署财政科坚持工作的就是郭鼎彦、常启明、张守绪三人，分管粮票的是张守绪。我把包袱放在张的办公桌上清点起来。二人点来点去，整整少了一千斤粮票，只好按实际数目，办好了各种手续。
一千斤粮票，一仟斤粮食！一个大数目，我泪眼婆娑，步履蹒跚，好不容易回到县财政科。先找到郭科长说了此事，郭安慰我说：“不急，一定能找见的。”后到刘县长办公室，我带着哭声说道：“刘县长，你把我押起来吧，我把一千斤粮票弄没了！”刘了解此事后，对我说：“押你干什么？你先回去，等一会，我去和郭科长来处理这件事。”我慌慌不安，愁得连晚饭都没有吃。
晚饭后，刘县长和郭科长来到我住的房子里，问了整个过程，说是不是掉到床下了，我说，找过了，没有。床紧靠着墙，刘郭二人把床抬了过来，结果，在床与褥子的夹缝里，找到一卷纸，是整整的一千斤粮票！我破涕为笑，高兴得跳了起来，再三感谢二人救了我。刘县长说：“别孩子气，以后工作细致一点，不要动不动说把你押起来。”
07
三个金箍子(金戒子)
一天，小刘来“刘县长叫你。”我去了，刘县长说：“王科长在街上碰见一个银元贩子，态度恶劣。你现在去公安局，叫上两个公安队员，去处理这件事，人就在民政科门口。”我去公安局叫了两个公安队员，把这人带上。临出县政府大门时，他对我说：“长官，我是个汽车司机，又不是犯人，请求我们并排走，不要把我放前面，好像押着我。”我知道了这人好面子，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到了汽车站的旅舍，房子里没有几件东西。那人说：“就这样了。”我说：“不行，这不是你的全部行李。”那人说：“请两位兵爷暂避一下，我一个人对你说。”我叫两位队员先出去，他说：“给你两金箍子，放我一马。”我说：“不行！”他又说：“三个总成了吧！”我说：“不要想了，这不是旧社会，我不会犯这错。”我立即把两位战士叫进来说：“人家说给曹(咱们)三个金箍子，把他放了，这坚决不行。”那人只好说了实话，他的银元放在一个熟悉的窑子(妓院)那里，我们到了地点，共查出一百元银元，数额不算太多，我决定全部兑换成人民币，不再没收。我们到了北关(小北街)北面中间铺面，原国民党甘肃银行的支行，现为人民银行，共兑换了五十万人民币，交给他本人。回来后，我把情况汇报给刘县长。
第二天，刘县长问我，三个金戒子，是怎么回事？我说，我们没有拿，所以没汇报。刘县长说，公安队员把情况都说了，这事应该表扬你，我们没看错你。
08
一块白元(银元)
我在财政科先管理粮票，后来转入地方财政，专署财政科业务直接对接的是郭鼎彦。那时，没有粮食科，粮食、粮库都归财政科。县上各小学教师的工资(一般每月每人174斤小麦，即市石一石二，俗称一斗二)，由我拨给。粮库有两个，南关仓库和李家堡仓库。一天，同学张某，来领他们学校教师的工资，那月全部拨给李家堡粮库，可是张硬要求拨到南关仓库，省时省力，减少费用。张缠来缠去，碍于同学情分，我说下不为例，就拨到南关粮库了。
几天后，同事朱建陵拿出一块白元(银元)，说张某还给我的借款，我大吃一惊，张从未向我借过钱，当时禁用银元，我一个月津贴三千元(旧币，合以后三角)，也没有价值五千元的银元，这明明为拨粮而给的好处费。科长齐乃武新调来，不熟悉。我便把银元交给了刘县长，说明事情缘由。刘县长表扬了我，后来听说张某受了处分。
此后，领导给我的鉴定是：拒腐蚀，经济观点明确。而外面的同学评价是：不懂人情世故，不念同学的情分，以后和他少打交道！
09
新生商店的风波
五十年代，一些奸商开始蠢蠢欲动，物价上涨，靠供给制生活的干部，受到一定影响，机关开始了生产自救。专署公安处在汽车站，开了新生饭馆，经理是侦查科长张陇海。一天，来了一辆汽车，载了近十个人，是新疆刚解放过来的军人，领头的是一位参谋，在新生饭馆吃饭，为了饭钱争吵起来。这个参谋出言不逊，随口骂张是反革命，张陇海脾气也暴躁，气不可遏地掏出配枪，放在桌子上，说：“老子革命好多年……”话没说完，那个参谋喊道：“这真是隐藏的反革命，还有枪，快给毙了！”旁边的一个兵，抢了手枪，随及将子弹上了膛，一枪就把陇海打死了。他们知道闯了祸，马上发动汽车逃跑，可是汽车出了故障，急需机油。经营机油的店主，哄骗说机油在家里，派人赶快去取。他从店后翻墙跑出，向城内军政机关报信。接信后，军分区、公安部队等，迅速出动，包围了这伙人，然后押往兰州军区。几个月后，凶手葛清彦被押回定西，判处死刑。在县政府操场，召开了宣判大会，用牛车将葛拉到了南门外河滩，枪毙了事。这是解放后第一次枪毙人犯。
对定西县，专署拨付了三十石粮食(4350斤)作为生产基金。我转拨到南关仓库，将出库单交给了郭鸿章科长。在定西城东面，从安家坡河沟有一条沟穿过朱家河坪，向西，过公路，一直到东河边杨家庄口入了东河(这条沟早已被填平，不见踪迹)。在河沟的中间，三官庙北斜对面，有座土桥，过了桥，一所庄子门口挂了个新生商店的牌子，经理是旧人员办过兵站的徐枕亚。里面也没见工作人员，搞什么营生谁也不知道。徐枕亚说：“你们不用多管，商店只赚不赔。”最后，才发现新生商店购买了国家禁止的东西，坐等赚钱。气得几位领导怒发冲冠，苦不堪言。
一天，我在房子里听见刘县长和郭科长，在郭的房子里二人大声争吵，吵得不可开交。我过去一听，原来二人为新生商店的事争论，专署将召开全区财政会议，二人争着为此事抢担责任，互不相让。我插嘴说：“领导，不用争了，由上级决定吧，这是机密事，不要让别的人听见。我没资格说，你们批评我吧！”
平常一些人对有问题的责任都互相推诿，两个人争着抢担责，很少有的。由这件事，可以看出来刘惠县长和郭鸿章科长的共产党员的修养。
10
下乡锻炼
1949年12月中旬，刘县长对我说：“你参加革命已经几个月了，但没有实际锻炼，与群众接触，现在派你下去，跟着李副县长好好学习，锻炼锻炼。”
我背着被子就跟下乡了。这个组，组长是副县长李岳西，副组长公安局侦查股长杨树枝，组员我和戴继清(粮库干部，留用人员)、公安队员八个人。先到李家堡麻子川，四五天后，转去宁远区。当时宁远区委书记路登科、区长孙守智，区上干部现在记得的有张学龄、万发余、通讯员吕万祥。到区里几天后，下到杏园，我们的任务是剿匪、反霸、减租、借粮。我的工作是平时访贫问苦，开会时做记录，整理材料，写报告。
记得第一天晚上汇报时，戴继清说：“这里没有恶霸。我问群众，老乡！这里有恶霸没？群众说，没没，阿里有恶霸哩！人老几辈都没听说过！”惹得大家都笑了。
几天后，需要转移住地，途中，派出作前哨的两个队员，气喘嘘嘘地回来报告说：“前面有好几个人，背着步枪过来了。”顿时大家紧张起来，杨树枝冷静地说不用怕，他按照地形分派大家埋伏起来，因为此地为牛营大山近处，解放前土匪出没的地方。公安队员都把步枪上了膛，二位组长拿出了手枪，杨树枝问我：“你的武器呢？”我回答道：“捆在被子里了。”杨说：“你胡闹。”我说：“一颗手榴弹，我没皮带，裤带是一根布条条，挎上手榴弹，裤子都掉下来了。”戴继清根本就没有要武器，杨说：“加强警戒！”
过了一会，过来的人根本没带武器，他们是到马营跟集去卖柴的农民，把担柴的尖担，斜挎在肩上，远处看好像是步枪。
晚上，杨树枝把他多余的皮带送给了我，并批评我敌情观念不强，为什么早不说明情况。
一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坐在炕上，我忽然听见院子里有响声，我忙说：“有情况！”杨树枝马上提起了手枪，我拿起了手榴弹，可李县长找了好多时间，寻不见手枪，原来他压在屁股下面的棉大衣底下，过了好些时候，才弄明白，房主的驴子跑脱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访贫问苦，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提高。回政府后，向刘县长作了汇报，工作组说我下乡表现还不错，就是对“敌情观念不强”，这个尾巴我有点想不通。
1950年3月，通安区姜家渠土匪杀害通安区干部一事，振动很大，刘县长对我说：“麻痹大意，敌情观念不强，危害太大了！这件事也是对大家的警告，你以前想不通，现在明白了吗？”
11
省上派发了一台收音机
1950年底，省上派发了一台收音机，县上指定由我的同学张笃去兰州申领，学习两天后领回。在县政府会议室隔出半间，作为专用。那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每晚十点钟播送读写新闻，把当天重要新闻，读给听众抄写。刘县长指示我专门帮助张笃听写，记下内容，抄写送给他和县委书记阅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教唱《志愿军战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和《嗨啦啦嗨啦啦》等歌曲，我们跟着收音机学唱，很快就学会了。不久各学校学生和群众都唱起了这些歌曲，极大地鼓舞了大家抗美援朝的热情。
这是定西解放后见到的第一台收音机。解放前，我上定西初级中学，有一天，学校老师领我们全班学生到国民党县党部去参观收音机，到了白衣寺县党部，只看见房子里有个大箱子，有人在旁边忙活，一会儿象鸟叫，一会儿象牛吼，来来去去，连一个字一句话也没有听到，最后失望而归。上高中，只见到同学组装的矿石收音机，这次省上派发的大收音机，才算是见到了真东西。
1951年5月中旬某天，县政府操场举行了支援抗美援朝动员参军大会，由刘县长主持。会上，我们县政府的青年人(包括我)都报名参军，最后只批准毛全忠一人参军。
1951年镇压反革命，我和文教科的李森林抽调到镇反委员会，专门刻写宣传材料，就在刘县长的大办公室里，搭起了床铺，吃住都在里面，除过吃饭、睡觉，整天都在忙着刻写，门口还有公安队员把守。因为对执行枪决的反革命分子，要提前刻印好他们的罪恶材料。
12
三个人吃喝的一件事
某天晚上，刚发了津贴，我到文教科串门，文教科的吕秉让提议，我们改改口味，咥一顿吧！我与李森林同意。三个人买了只烧鸡，灌了几两烧酒，又买了些其他食品，吃吃喝喝，闹腾了一阵。事后，刘县长知道了这件事，把我叫去。他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三个人吃喝，本是件小事，不值得一提。但细想起来，有点问题。你们三人家庭都是地主成分，吕秉让家是西安的大地主，听说广播里都播过。李森林还当过几天的伪保长。三人当中，你年龄最小，学生出身。你们三人在一搭吃吃喝喝，印象不太好。革命阵营反对拉帮结派，吃喝玩乐那一套。三人当中，我只对你说，希望你注意这一点。”我听后，非常感动，觉得刘县长分析得很正确。
刘在任期间，一直没有配备秘书，全县政府由他忙上忙下。在他临调往新疆时，调来巉口区区长李安定为县府秘书，也没有给他帮上忙。三反时，李被定为“老虎”(贪污分子)，与打虎队员我同住在一个房子里，门外有公安队员站岗。
李是山西平遥人，地方口音很重。记得平反后有次，他曾对我说：“小马，找个火壶来！”我说：“李秘书，这里没有火壶，只有回民有。”他说：“灶黄（房）里的火壶。”我一下懂了，他说的是火夫(炊事员)，灶房里的火夫。
有一次，李叫我跟他到安家坡去，他给群众讲话，我作记录。回来的路上，我说：“李秘书，你给群众为啥要讲结婚问题？”他说：“没讲过。”弄来弄去，我把“积肥”听成“结婚”。
因为没有秘书，刘县长有时也忽略了一些事情。如1951年中间，县上有一批干部调往兰州，支援省会建设，有财政科长郭鸿章、法院副院长张振中、检察院副检察长苏明、城关区副区长邓天合等人，对这些干部的高迁应该开个欢送会，但刘县长也未顾及此事，实属遗憾。
13
刘县长的婚礼及其他
刘县长于1951年结婚，婚房就是他的卧室。县长的办公室在县政府北面的一座房子里，进门是大办公室，东头有一隔间，隔间北面又有一套间。隔间门一打开，恰好遮住了套间的门，不注意还发现不了后面的套间。刚解放，刘县长就住这隔间里，县委书记高霞住在后面的套间里。刘县长结婚，这套间就是洞房。
刘县长结婚，我们大家商量着准备凑钱送礼，他知道后，坚决婉言谢绝，拒绝收任何人的馈赠，婚礼低调举行，不通知外单位。此前，法院副院长张振中结婚时，轿车载着新娘，到达县府大堂，新娘下车，新郎抱着新娘到会议室举行婚礼。而这次，刘县长只挽着新娘的手，进入会议室。参加仪式的人只有县政府和县委的书记、部长，再没有其他单位的人，婚房也简简单单，朴朴素素，多贴了几个喜字而已。
新娘子小安衣着朴素大方，没时兴奢侈的打扮，大家非常称赞。婚宴也就是大灶上多添了几个肉菜。
供给制的伙食标准，分为四级：民灶(民工)、大灶(一般干部)、中灶(县团级干部)、小灶(厅局级干部)。刘县长应该享受中灶待遇，可他一直和大家一起吃大灶，从没有特殊要求过。刚解放时，买碗碟的铺子没有开门，食堂管理员只好买来一些瓦碗来凑合。刘县长和大家一样，蹲在院子里用瓦碗吃饭，毫没有显出他是县长，高人一等。
刘县长也教育下面的人，要艰苦朴素。记得有位临时调来的通讯员，陕北小伙子，借着穿上郭科长的狐皮领大衣，戴着用铜元砸成的“金戒子”，专门去举着手照相，用以显摆耍阔，刘县长知道后，狠狠批评教育了他。
刘县长调往新疆时，没有开过欢送会，只大家在一块照了相。许多人都要求跟着他去新疆，最后，只有孙天明、王建国、鱼文沼等被批准了，但就是这些人，其中有的被分派到其他地方。
14
离别后的重逢
1985年8月29日，刘惠从新疆塔城离休几年后，回河北完县老家路过定西，停下来，住在二部(地区招待所)，找到张勤(张那时在街道上摆小人书，连环画摊)，让张到家中找我，我听见后，大喜过望，连忙跑去见他，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交流了离开后三十多年的情况。他问：“你怎么到生产队去当社员了？”我羞愧地说：“没改造好，58年成了‘右派’。那一年，你把我领到新疆，就没这事了。”刘说：“不是我不领你，当时，县上领导不放你。”
第二天，刘县长和以前的老战友共同合影留念，有我、林贵清、张伦、文振国、杨文杰(后排)。刘惠女儿、张经、张筱康、朱俊、朱建陵、张勤、朱允亮(中排)，刘惠夫人、牛仪国、齐乃武、刘惠和小孙儿、宋得寿、李子英、于守文(前排)，共二十人。那天天气不好，是个阴天，照相馆的姚师傅跑前跑后，总算拍了照，效果不太理想。从此离别，成了永别。留下的只有心中的思念，刘县长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
刘惠县长（中）
最后，说点题外话，有人说，刘县长离定时，郭杰三赠予刘50元，这不是事实。50元如果是银元，解放后，已禁止银元的使用，革命干部刘惠和郭杰三绝对不会违法使用银元。50元如果是人民币，新币是53年才发行的，51年旧币50元才值半分钱，还能送人吗？按照以后币值兑换，50元需500,000元，五十万元，当时一般人没有这么多的钱。我们一个月的津贴才三千元。
其次，刘惠不会接受别人的馈赠。50年巉口的葉某，拿了一些中成药补药送给刘。葉说：“刘县长劳苦功高，一天一夜为人民操劳，我这些补药送给你。”刘当即很生气，把药扔到门外，并说：“咱们共产党不兴这一套！”这件事政府的人都知道，使大家切实感到振动！
说起郭杰三，他家和我家是亲戚，我把他叫“三爷”。在县上，有不少工作来往。到专署后，我担任监察处秘书，郭兼任监察处处长，除正式业务外，还经常替他代写信件等。郭与刘惠关系并不密切，郭担任文教科长时间很短。
郭有件需称赞的事，我在监察处，有一天，接到榆中县法院院长的电话，称郭的小儿子郭湛恩在榆中银行工作，因贪污拟判三年有期徒刑，因郭是有影响的民主人士，为了慎重，请监察处汇报给专员，请求指示。我向专员报告后，专员让我直接向郭征求意见。郭听说后，便说：“一切按法律处理，我没一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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